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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心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徐方清 李靜

發(fā)于第914期《中國新聞周刊》

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寫入最新版的黨章。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就是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外交部長王毅在十九大中央國家機關代表團開放日討論時發(fā)言稱，這句話高度凝練了新時代中國外交追求的總目標，也向世界公開亮明了我們希望與各國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在外交學院前院長秦亞青看來，目前，中國和世界的關系發(fā)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中國從1949年的“站起來”到改革開放的“富起來”，再到今天所提的“強起來”，真正走到了大國的行列之中。中國現(xiàn)在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又是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有這種身份和影響力，你想不當大國都不行”。

秦亞青認為，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做的不僅是國際體系的改革者、改良者，也是某些方面的引領者。但是，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推動國際秩序的改進，在可以引領的方面做引領。

推動全球治理機制變革

秦亞青曾兩次走進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上作講解。

在2004年秦亞青第一次進中南海為十六屆中央政治局作講解時，全球治理的概念還少有人提及。此前在試講過程中，他還因為提到全球治理的概念而收到不少人的反對意見。但最后，在主題為“世界格局和我國的安全環(huán)境”的那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上，秦亞青堅持提了這個概念，“當時，中央領導也沒有提出什么質疑”。

到了2015年秦亞青第二次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上作講解時，談全球治理則成了重點內容。如今，全球治理已經成為中國領導人在各種外交場合發(fā)表演講和談話中的高頻詞。秦亞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種針對全球治理態(tài)度大轉折的背后，是時代背景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中國也從整體戰(zhàn)略上更加重視大國責任問題。

 

(2016年9月4日，在浙江杭州國際博覽中心，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并致開幕辭。攝影/本刊記者 杜洋)

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角色變化，很關鍵的一個因素是發(fā)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實力對比的變化。進入21世紀后，在十年的時間里，中國從世界第九大經濟體躍升至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發(fā)達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以及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在全球總量中的占比，卻持續(xù)呈下降態(tài)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fā)，催生了比七國集團（G7）峰會代表性更為廣泛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并逐漸取代G7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角色，也經歷了從積極參與者到核心參與者的轉變。

G20峰會拓展了中國多邊外交舞臺的邊界，由之前的上合組織峰會、金磚國家峰會等區(qū)域合作范疇擴展到全球治理范疇。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fā)揮的作用，也有了一次實質性的提升。

全球治理中出現(xiàn)很多遲遲得不到解決的問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間缺乏合作。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前研究員齊林斯基認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不限于金磚國家）與G7等發(fā)達國家進行建設性的對話，無疑能對實現(xiàn)更有效的全球治理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2003年8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駐外使節(jié)小型座談會上發(fā)表講話，提出新世紀的中國外交需要處理五個平衡，即“多極和單極的關系，加快我國發(fā)展和應對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維護我國根本利益和促進人類共同利益的關系，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fā)展中國家是基礎的關系，韜光養(yǎng)晦和有所作為的關系”。

此外，中國也提出了“和平崛起”等口號，并于2005年發(fā)布《中國的和平發(fā)展道路》白皮書，在外交上延續(xù)“韜光養(yǎng)晦”的同時，也更加著眼于“有所作為”，在國際上尋求更大話語權，推動世界經濟體系改革，參與全球治理。

2012年，“全球治理”首次被寫入十八大報告。在回顧此前五年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新成就時，報告指出：堅定維護國家利益和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權益，加強同世界各國交流合作，推動全球治理機制變革，積極促進世界和平與發(fā)展，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話語權進一步增強，為改革發(fā)展爭取了有利國際環(huán)境。

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今年7月13日，隨著貝寧、吉布提、盧旺達獲批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成員總數達到100個。此時，距離亞投行正式開業(yè)，僅過去了約三年半的時間，距離習近平首次提出建立亞投行的倡議，尚不滿五年。

作出批準上述非洲三國加入亞投行的決定，是在盧森堡舉行的亞投行第四屆理事會年會上。根據相關規(guī)定，此次新增的三個域外成員尚需完成各自國內程序并向亞投行繳納首筆注資，才能成為正式成員。

亞投行第四屆理事會還選舉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為第五屆理事會主席。劉昆在會上指出，除了成員數量達到100個，亞投行還順利獲得了聯(lián)合國大會永久觀察員地位，貸款總額達到85億美元并成功發(fā)行首筆美元全球債券，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戰(zhàn)略和政策，已成為多邊開發(fā)體系新的重要一員。

亞投行的高效運作，逐漸打消了外界起初對其是否能夠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疑慮。此外，亞投行還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fā)銀行等展開合作，而之前它們一度被外界認為是“亞投行直接競爭對手”。

8月16日，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新加坡出席“首屆新加坡區(qū)域基礎設施峰會”期間，提出了要打造“百年亞投行”的目標。他在會上指出，亞投行成立時就將使命定義為在基建和其他生產領域推動廣泛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并開放給所有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fā)銀行的成員國，希望在未來100年里繼續(xù)為全球服務。

同樣展現(xiàn)了“中國速度”的，還有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

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

當年11月，“一帶一路”倡議被寫進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明確提出：建立開發(fā)性金融機構，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qū)域基礎設施互聯(lián)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這個簡短表述，其實已經為“一帶一路”倡議指出了兩個相輔相成的主要實施路徑：互聯(lián)互通建設的進展，是加深貿易往來、實現(xiàn)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基礎條件；而融資平臺的搭建，則是為加速互聯(lián)互通建設保駕護航，提供資金支持和保障。

2015年3月28日，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發(fā)表主旨演講時透露，“一帶一路”建設的愿景與行動文件已經制定。其后，國家發(fā)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當天下午就聯(lián)合發(fā)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這份八千余字的文件界定了“一帶一路”的時代背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等，堪稱“一帶一路”的綱領性文件。

這意味著，只用了一年半的時間，“一帶一路”建設從倡議落到行動文件上。

除了這兩大最受關注的“中國方案”外，近年，從南南合作、聯(lián)合國203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到氣候變化大會，再到朝鮮半島局勢、伊朗核問題，不斷有中國聲音與中國主張發(fā)出，而且也在實踐中取得積極成效。

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首次明確提出“中國方案”的概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好，要看事實，要看中國人民的判斷，而不是看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中國的發(fā)展得益于國際社會，也愿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同年9月，習近平在主持杭州G20峰會時指出。這也是G20峰會首次在中國舉辦。

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院教授、國際關系與國家統(tǒng)一研究室主任趙磊曾撰文指出，公共產品供給是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和要求，其至少包含三個層次：物質性公共產品、理念性公共產品、制度性公共產品。

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對外提供的主要是物質性公共產品，如幫助其他國家修路、造橋、供電等，是在物質性需求層面的供給。而理念性公共產品，主要是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以有效應對和解決全球性難題，要發(fā)揮“說服性”的效力。制度性公共產品則是公共產品的最高形態(tài)，難度最大，但一旦形成其影響力極其深遠、深刻，其本質是對游戲規(guī)則的塑造與完善。

美國前總統(tǒng)奧巴馬曾經放言，“21世紀全球經濟的規(guī)則應由美國來書寫。”很多國際關系學者也分析稱，目前以及接下來較長一段時期里，規(guī)則之爭會是中美之間最重要也可能是最激烈的競爭所在。

在杭州G20峰會期間，習近平還特別指出，中國倡導的新機制新倡議，不是為了另起爐灶，更不是為了針對誰，而是對現(xiàn)有國際機制的有益補充和完善，目標是實現(xiàn)合作共贏、共同發(fā)展。

“中國對外開放，不是要一家唱獨角戲，而是要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不是要謀求勢力范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fā)展；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后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習近平說。

中國前APEC高官王嵎生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如習近平所言，中國方案是在“廣納良言” 和“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后形成的。因此，中國所說的全球治理方案或開出的藥方，不是替世界制定規(guī)則，而是在與世界一起制定規(guī)則或推動規(guī)則改善的過程中發(fā)揮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這個方案可以是中國提出的，但隨著實踐的發(fā)展，這個方案定然會是世界的。”

此外，中國現(xiàn)在參與的很多全球公共事務就是有優(yōu)先級的，會有對于自身資源的考量，不會無限投入。“不論以后強大到什么地步，這一原則都要堅持。”秦亞青說。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7年4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同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舉行中美元首第二場正式會晤。圖/ 新華)

“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lián)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xiàn)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2013年3月，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時，將2012年11月寫入中共十八大報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作了明確闡述。這次十八大之后的出訪，是習近平以國家主席身份進行的首次出訪。

 

?(2019年6月5日，俄羅斯莫斯科，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克里 姆林宮同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會談。圖/新華)

“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萌芽，西方產生了很多種類似的“人類共同體”的提法。

冷戰(zhàn)期間，美蘇兩大集團對立是國際關系發(fā)展的主線。當時，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來自于敵對國家；而隨著冷戰(zhàn)結束和全球化的興盛，雖然傳統(tǒng)威脅仍然存在，但新出現(xiàn)的威脅更直接危害整個人類社會，比如恐怖主義等。

但直到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進行明確的闡釋，這一理念才逐漸變得清晰和完整。在外交學院前院長秦亞青看來，“建設新型國際關系”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路徑和目標的關系。

 

(2019年6月21日，朝鮮平壤，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錦繡山迎賓館會見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圖/新華)

在十九大報告里，“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和“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列在一起提出。報告對新型國際關系的內涵做出明確界定，即“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外交部長王毅在十九大期間對此曾予以進一步闡釋稱，“這三個關鍵詞旨在擯棄傳統(tǒng)的以強凌弱的叢林法則，建立在大小國家一律平等這一中國外交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之上。”

秦亞青認為，將上述兩者結合在一起，并且寫到十九大報告里，是因為自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理念發(fā)展和實踐發(fā)展都是基于這兩點。

在秦亞青看來，十八大以后，中國外交最重要的變化是整體外交定位清晰了，明確提出要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路。此外，中國還全面厘清了重大的外交理念。中國的世界觀、秩序觀、安全觀等，都在一系列文件和講話中得到了明確。

由于全球戰(zhàn)略重心東移，中國所處的亞太地區(qū)戰(zhàn)略地位提升，使得中國周邊地區(qū)成為了世界大國角逐最為激烈的地區(qū)之一。十八大以來，周邊外交在中國外交總體布局中的分量有了明顯提升。習近平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以后的首次出訪國，也都選擇了周邊國家。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首次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明確將周邊外交作為中國外交的優(yōu)先方向。習近平還在會上首次提出了“親、誠、惠、容”的新時期中國周邊外交理念。一年后，在2014年11月舉行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首先強調的也是周邊外交，強調要切實做好周邊外交工作，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

“2013年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和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后，我的感覺是，中央對于外界的戰(zhàn)略性規(guī)劃基本做好了。”秦亞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也因此，2014年還被稱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元年。

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他還就新形勢下不斷拓展和深化外交戰(zhàn)略布局提出要求，強調了“七個切實”，包括要切實抓好周邊外交工作，切實運籌好大國關系，切實加強同發(fā)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切實推進多邊外交，切實加強務實合作，切實落實好正確義利觀，切實維護我國海外利益等。

2013年6月，習近平在美國加州安納伯格莊園與時任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會晤時，還闡明了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十四字方針”：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面對問題，中國外交的理念是認為機遇和挑戰(zhàn)并存，而且機遇永遠大于挑戰(zhàn)。這個機遇不是擺在那兒的，而是通過人的能動性創(chuàng)造出來的機遇。” 秦亞青認為，這些年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取得讓世人矚目的成績，機遇的因素不可忽視。世界需要有更多元的力量來推動前行，中國剛好也發(fā)展到了這一步。但發(fā)揮能動性，敏銳地抓住這個機遇也至關重要。

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韓磊（Paul Haenle）也分析稱，中國之所以能在地區(qū)和全球舞臺上扮演更加積極主動的角色，也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國采取“美國優(yōu)先”的收縮外交政策的結果。

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在堅決捍衛(wèi)國家核心利益上，中國的態(tài)度也非常明確。不論是幾年前在應對當時趨于緊張的南海局勢上，還是近期在處理中美貿易爭端上，這一點都體現(xiàn)得頗為明顯。秦亞青指出，過去有一段時間，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闡述比較模糊，因為出于當時的形勢考慮，需要避開一些矛盾旋渦。“現(xiàn)在作為大國，有些矛盾我們已經避不開了。”

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中國經歷了從被動應付、一般性參與、主動參與到主導參與的過程。十八大以來，中國先后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主導創(chuàng)建絲路基金、亞投行和新開發(fā)銀行，召開“一帶一路”國際高峰合作論壇等，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制度產生了制衡作用，也為新興經濟體更好地參與全球治理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中央對于外交的戰(zhàn)略性規(guī)劃基本明確后，接下來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如何積極有為、一步一步地去實踐這些規(guī)劃。當然，規(guī)劃本身也會與時俱進地做改進。”秦亞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習近平在國內考察時，曾說過“一分部署，九分落實”。這種思路在外交上同樣適用，今后“實踐的力度會更強”。

十九大報告中，有兩個很重要的界定，一是“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二是“世界正處于大發(fā)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與發(fā)展仍然是時代主題”。“處于初級階段”就意味著中國承擔責任要量力而行，此外，中國現(xiàn)在不斷向世界釋放的信號就是不稱霸。

秦亞青認為，這樣的信號釋放不僅是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展現(xiàn)關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觀。在這個共同體中，不能有任何國家存在稱霸意圖。如果有國家稱霸，那就還是強權政治。

“如今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僅要從中國視角看世界，更要從世界視角來看中國、看世界；要著眼的不僅是我怎么樣，而是世界要怎樣，我能讓世界變成什么樣。”秦亞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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